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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機構的NGO化:專業化的另一種思路

2014-10-08 10:32   《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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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筆者親身參與和觀察的案例,指出中國社會工作內部呈現多元的形態,雖然不是所有的專業社會工作機構都要NGO化,但是NGO化可以在幫助一些社工機構專業化的同時,也能促使整個社會工作專業更加獨立和自主,有利于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

【作者簡介】朱健剛,陳安娜,中山大學中國公益慈善研究院,廣東廣州 510275 朱健剛(1972-),男,湖南長沙人,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中山大學中國公益慈善研究院執行院長,博士,研究方向為社區權力及社會組織管理;陳安娜(1989-),女,湖北武漢人,中山大學中國公益慈善研究院研究專員,中山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碩士,研究方向為社會工作專業化與社會工作組織。

【內容提要】隨著政府購買服務的推廣,專業社會工作在中國逐漸成為主流。但是在此過程中,社會工作的獨立性和專業性也受到質疑。社會工作的專業化表征之一是社工機構的專業化,在政府購買服務的強大壓力下,社工機構要走專業化方向,可以考慮將自己NGO化,按照NGO的運作邏輯和治理模式來發展,從而走上一條獨立、自主和可持續的道路。本文通過筆者親身參與和觀察的案例,指出中國社會工作內部呈現多元的形態,雖然不是所有的專業社會工作機構都要NGO化,但是NGO化可以在幫助一些社工機構專業化的同時,也能促使整個社會工作專業更加獨立和自主,有利于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

【關 鍵 詞】社會工作;NGO;獨立性;社會參與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672(2014)01-0028-10

2008年以來,日漸加強的政府購買服務使得專業社會工作成為社會福利領域出現的一個“香餑餑”。①業社會工作被認為既可以用來填補政府在社會職能轉移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福利真空,又能夠通過社會福利的提供來保證社會穩定,這對于政府來說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不過,隨著政府購買服務的深入,專業社會工作也遇到越來越大的壓力,不但基層政府的行政官僚化過程使得購買了服務的社工機構產生了強烈的等級化、建制化和依附性等特征②,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得社會工作獨立的專業性受到廣泛的質疑。③④在目前政府強勢的情況下,社會工作機構沒有成為他們自身所期待的政府的伙伴,而常常變成了幫政府處理各類麻煩事務的伙計。但是,如果社工機構要強調自己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它又擔心在基層社會中一旦得罪政府,就會失去政府的資金支持,使得自身難以為繼,生存都成為問題。這就是社工機構經常面臨的“要活命還是要使命”的問題。這些社工機構面臨的現實的兩難困境,正是本文研究的起點。

有趣的是,與此同時,比中國社工機構起步更早的以志愿精神為基礎的中國草根NGO組織也面臨同樣的處境。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許多基于志愿精神而形成的草根NGO,他們從事著慈善、環保、教育、婦女等多方面的社會福利事業。這些NGO區別于很多官辦的協會社團,有自己的志愿性、自發性和自主性。但是他們也同樣面臨著合法性不足、資源缺乏和能力不足等挑戰。“要活命還是要使命”也常常困擾著許多草根NGO的行動選擇。但是和社工機構不同的是,NGO自身的民間性使得它很難能夠綁在政府這一棵大樹上,這些組織以及成員的志愿精神、低成本策略、扎根社區卻能使他們克服困境而能持續發展。⑤⑥這些草根NGO的發展有力地推動著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

社會工作的專業化表征之一是社工機構的專業化,在政府購買服務的強大壓力下,社工機構要走專業化方向,是否有可能將自己NGO化,按照NGO的運作邏輯和治理模式來發展,從而走上一條獨立、自主和可持續的道路呢?本文力圖通過筆者親身參與和觀察的案例,對此加以分析。本文將首先分析這一策略的理論基礎:社會工作與公民社會的關系。其次分析目前社工機構的若干類型,發現可能NGO化的社工機構的條件。再討論社工機構NGO化的可能途徑。最后本文指出,雖然不是所有的專業社會工作機構都要NGO化,但是NGO化可以在幫助一些社工機構專業化的同時,也能促使整個社會工作專業可以更加獨立和自主,有利于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

一、社會工作與公民社會的關系

NGO的發展主要依托的是公民社會理論。公民社會這一概念來自西方啟蒙時代個人主義的理念,在尊重國家權威的同時也強調一個獨立于國家的個人行動自治空間的存在。公民社會是相對獨立于政治國家的民間公共領域,其基礎和主體是各種各樣的民間組織,即有著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組成的非營利性社團。⑦在中國,對公民社會的研究主要關注社會組織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公共領域的開放以及民主參與的想象⑧⑨,以NGO為代表的公民社會范例研究在中國處于主流地位,國家與公民社會“良性互動說”得到廣泛推崇和關注。⑩(11)高丙中認為,公民社會的逐步建立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歷程在社會領域取得的最主要成果,中國從一個單位社會、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進入了一個以個人自愿契約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盡管還處于公民社會的初期狀態。(12)尹保華則用公民社會理論的分析架構剖析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認為有利于公民社會發展的主要環境因素已經具備,這些因素構筑了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平臺。(13)

在西方的語境下,大部分以專業社會工作者為主體的機構就是NGO,并成為西方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學者普遍認為,社會工作是被公民社會推動而發展,公民社會是社會工作發展的基礎。Kessl從社會工作在19世紀發源及在20世紀早期邁向專業化和制度化的過程中看到社會工作的基本轉向,即社會工作的專業化和制度化是被公民社會團體所推動的,最初是被女性運動和工人運動推動,而今社會工作更被呼吁要在公共利益領域扮演激發這類運動的主體。(14)在全球化加快的最近的三十年,由于公民社會的概念為民主化發展和反全球化運動提供了分析框架,社會工作和公民社會的聯系在近年來于西歐、南美和亞洲等地得到強調。社會工作作為國家代理人正被要求要參與政策改變,以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

不僅僅是保護公民權利,公民社會視角下的社會工作也強調建立個人和社會的聯結。這里的時代背景是全球化帶來傳統社區關系的破裂,社會和個人的聯結亟待重建。Jan(2004)指出,社會工作強調“人在情境中(Person in Society)”,其難題在于減輕個體痛苦的同時改變個體所在的社會條件。(15)他指出,由于社會環境中增加了選擇和流動性,個體生命中多了不確定性,使得社會制度不能控制個人生命中的風險,因此有必要讓個體擁有使他們感到有意義和有社會團結的資源,而社會運動能幫助個體以有意義的方式來建構生命選擇。總的來說,如何在流動的社會情境中建構或再制自我(remaking self)成為個體生命至關重要的任務,這一任務被Giddens(1992)命名為“生活政治”。Harry把生活政治發展成為社會工作的一個工作框架,即生活政治在于使人們能夠超越社會對他們日常生活的管理而自我掌控,而社會工作應該在人們遭遇社會危機的時刻進入人們的生活,幫助人們完成生活政治的任務。(16)Sunny(2010)隨機抽取了1274名社會工作者進行問卷調查,尋求描述他們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其結果顯示,接近一半的回答者顯示出高度的政治積極性。其中,在準備讀博士的社工、年長的社工、有多年民主實踐經驗的社工呈現出更高的參與積極性。(17)James(1981)表示社工在立法領域發揮了積極但并不關鍵的作用。(18)

但是在中國的語境中,這種社會工作與公民社會的緊密關系卻并非那么不證自明。中國的社會工作起步較晚,它首先是作為一種專業學科引入大學,其后一些專業的大學老師出于學科的實踐性的特點自己舉辦社工機構,后來又因為政府購買服務的興起,使得社工機構爆炸性地被生產出來,這就使得很多社工機構的創辦者并沒有明確的公民社會意識,更不把自己視為NGO,由于NGO和公民社會這些概念都是來自西方的理論觀念,經過近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的“理論旅行”,才逐步嵌入到中國的學術和實務語境中來,因此以志愿精神為基礎的NGO和公民社會可以說比社會工作的專業理念稍早,但差不多也是同時進入到中國的計劃體制下的社會語境中來。所以,兩者在中國語境中其實是一種相互碰撞、相互重疊以及相互嵌入的過程。

陳濤指出,專業社會工作是在公民社會不斷壯大的過程中形成的,而社會工作的過度專業主義的發展原因主要是公民社會在成熟工業社會中的衰落,而公民運動的復興使得專業社會工作面臨巨大的機遇。(19)Powell指出,公民權的概念為社會工作實踐打開了新的視野,并提出公民社會工作(Civil Social Work)的領域,將公民定義一種為對公民的權利和需要的關注,在公民社會工作中,貧窮和受壓迫者的抗爭被定義為社會、文化和政治權利的缺失。(20)因此從公民社會的視角來看,社會工作是一種社會建構,外在社會力量在決定社會工作實踐中起到重要作用。(21)(22)雖然公民社會工作的理想引人入勝,但是在實踐過程中,社會工作的實踐者和研究者很難超越個體治療的視角(23),陳友華等人甚至指出,體制性問題則是目前社會改革最需攻堅的部分,社會工作只是一個補缺性質的“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甚至社會工作本身還可能會使得很多社會矛盾被掩蓋,不是被解決,而只是減輕了進行制度性變革的壓力。(24)曾家達等人則表示,中國社會工作現階段發展的重點似應放在解決基本需求上,如在經濟及社會變革及社區發展中所面對的宏觀問題,包括就業、住房、收入保障、醫療保險、社區建設等,個別的臨床治療只能起補充作用。(2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公民社會的發展為社會工作的專業化提供了良好的機遇,而同時專業化的社會工作也會傾向于參與公民社會的議題,這些議題既包括維護公民的權益,也包括加強個人和社會的聯結,實現社會整合。這些都構成了所謂公民社會工作的重要內容。但是在中國,公民社會工作主要要考慮獨立性如何能夠保持。例如筆者通過對草根NGO、國際NGO與GONGO三個典型組織的案例分析,認為NGO與政府之間的良性互動為NGO參與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提供了合法性,而如何在合作中保持獨立性成為NGO面臨的挑戰。(26)很多學者也對社工機構的獨立性提出了憂慮。陳健民反觀中國大陸不少社工機構,在資源上完全依賴政府,而且不能獨立籌款,同時政府賦予官員較大的權力,可以隨便剝奪這些資源,加上很多組織只做服務而沒有獨立精神、參與感和對政府的監督,擔憂包括社會工作在內的NGO失去獨立性而使得中國大陸“第三部門越來越大,公民社會越來越小”。(27)

綜上所述,一個社會工作機構如果具備了公民社會的自主力量,那么社會工作的方向就會被要求去平衡社會里個人和群體的關系。當出現體制性、政策性的不公平,社會工作就走入個人的日常生活政治,向社會體制和社會政策倡導個體的權利。當公民責任履行不夠、公民參與不積極,社會工作就動員個體參與公共事務。這種強調公民權責的社會工作被賦予了聯結個人與社會的責任。這種類型的機構的興起并不意味著和政府構成對立,而是會進一步促進政府和社會的整合。顧昕等人(2006)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團體研究中心對兩省一市兩千多社團的調查數據,初步檢驗了自主的、實施民主治理的民間組織有利于政府施政的假設,獲得正面的結果,證明國家與公民社會并非你強我弱的零和博弈關系。(28)因此,正是這種公民社會視角下的社工機構完全可以將自己NGO化,從而在實現自身的社會工作的獨立性和專業性的同時,也能夠更好地參與社會治理,成為政府的伙伴。

歸納以上對公民社會與社會工作的相關研究,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第一,作為NGO的一種類型,專業社會工作可以是公民社會的主體之一,這取決于專業社會工作有無獨立性(自主運作)和參與感(承擔社會變革的使命)。第二,在社會建構的觀點下,公民社會與社會工作是相互建構的,其中能夠引發兩者互動的動力主要有:公民社會團體呼吁專業社會工作參與社會運動、公民社會發展的時代背景給社會工作施加制度性變革的壓力、社會工作自身的政策性實踐。第三,社會工作內部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論范式和實踐模式,公民社會取向的社會工作為社會工作實踐打開新的視野。通過社會建構與多元主義的視角,我們得以發現社會工作的公民社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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