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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微治理”的專業活力——浙江鎮街社工站建設觀察

2020-10-16 10:16   中國社會報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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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慈善事業的良好氛圍、社區工作者的高持證率和專業積累、社會組織的高活躍度,凡此種種,猶如一汪積蓄深厚的湖水,而社工站建設則如投入湖水的一顆石子,激發了更多基層“微治理”的活力。

今年3月,全國疫情仍處于膠著狀態的時候,在復工復產信號下,浙江省民政廳便對全省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進行了部署。截至目前,已建成運營的社工站210個,在建的180個。

在浙江,慈善事業的良好氛圍、社區工作者的高持證率和專業積累、社會組織的高活躍度,凡此種種,猶如一汪積蓄深厚的湖水,而社工站建設則如投入湖水的一顆石子,激發了更多基層“微治理”的活力。

聚焦需求 整合基層社會服務資源

建設社工站,場所是第一個難題。浙江首批建設的近400個社工站,大多采用了整合思路,整合對象包括黨群服務中心、社區服務中心、幸福鄰里中心、社區社會工作室等。整合之后,就是在這些場所中進行社會工作功能改造和疊加。

運營資金同樣采用整合思路。除財政資金、福彩公益金外,浙江還充分利用慈善資源。如寧波市將甬尚慈善服務中心作為市級資源中樞,同各縣(市、區)慈善基地一同支持社工站開展精準服務項目。寧波市鄞州區還創建了社區發展基金會,并在6個社工站試點鎮街設立社區發展專項基金,推進社會工作與公益慈善互利共贏。

對于服務的落地,鄞州區民政局副局長劉建軍強調了定位的重要性:“要精準定位社會工作的范疇,厘清社工站運營的‘責任田’。”

在服務內容上,鄞州區堅持以社會治理創新和群眾迫切需求為導向。在功能定位上,針對專業基礎相對薄弱的鄉鎮,側重開展事務性工作,助力鄉村振興;針對工作基礎好的街道,重點做好社區營造、重點領域人群幫扶,開發個性化服務項目。

為此,社工站建立起“項目清單”和“服務清單”制度。“項目清單”列出的是需求,包括社工發現的居民需求和政府主動購買的服務項目;“服務清單”列出的是供給,包括社工站有能力承接的服務和其他社會組織的服務。社工站通過鏈接兩個清單,精準解決需求和供給的問題。

聚焦需求、整合資源成為浙江社工站建設的“主打”舉措和鮮明特征。

“入駐初期,我們采用文獻法、觀察法、訪談法、問卷調查法等收集地方資源,走訪轄區內的政府部門、村(社區)、社會組織、文藝骨干等,建立初步合作關系。”臺州市天宜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總干事張露娜介紹,“我們繪制了‘人文地產景’社區資源圖,初步分析居民需求,再設計服務方案。”在承接的11個社工站中,該機構都采用了“立足需求,調研先行”的方式。

海寧市則設置了“123X” 項目清單,即1個核心項目(強化黨管社工人才服務)、2個領域治理品牌項目(社區、社工)、3個基礎項目(困難家庭、孤寡老人、困境兒童)和X個自選項目。項目清單要求社工必須下社區進網格為困難群體提供服務,確保重點民政對象月探訪率達到100%,高風險對象第一時間走訪到位。

“每個村(社區)只有一名民政助理員,要分管八九條線,力量遠遠不夠。走訪前,我們與民政助理員對接服務名單,摸清底數,通過入戶探訪,最終形成服務的精準名單。”海寧市馬橋街道社工站副站長蘇瓊說。

當記者詢問轄區困難群眾情況時,蘇瓊立即報出數據:困境老人44人、困境兒童36人、困境家庭95戶。

聚焦規范 用制度保障社工站運營

“原來市級的社工機構要跑四五十公里去鄉鎮(街道)、村(社區)開展服務,精力有限、時間有限、覆蓋面也有限。建設了鎮街社工站之后,以鎮街為基點,以家庭為視角,服務半徑大大縮小,保證了較高的服務密度。”海寧市民政局副局長張曉明對鎮街社工站的優勢贊賞有加。

在浙江,社工站運營基本以政府購買服務方式,或委托或引進社工服務機構為主,這是目前全國普遍通行的模式。而面對社工人才儲備不足問題,諸暨市在7個試點鎮街依托現有社會救助項目社工(各鎮街至少1名),再通過市社工協會招聘2名由市級財政保障經費的全職人員,落實社工站運營管理。

海寧今年年底前將要實現鎮街社工站全覆蓋。“必須建立社工職業體系,讓專業社工長期去做。” 海寧市民政局局長倪繼紅強調。為此,海寧在浙江先行一步,建立專職社工“四崗十一級”薪酬體系,綜合基本薪酬、考核薪酬、激勵獎勵等因素,將專職社工薪酬納入政府購買服務項目成本核算,確保年人均薪酬不低于上年度全社會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的1.2倍。

寧波市海曙區的做法則有異曲同工之處。他們利用現有的社區工作者薪酬體系,將社工站工作人員納入專職社區工作者范疇,通過人員遴選或公開招錄,執行專職社區工作者“三崗十八級”待遇。

從社工站硬件建設、運營管理到人才隊伍建設、專業督導、績效評價等,海寧市均一一進行建章立制。

為保障服務的專業性,海寧按照“6430”團隊的要求開展社工站運營,即6名專職人員,4名持證社工,以及30名志愿者,并創新采取“鎮街限定資格、市級統一招錄、社會組織簽約”模式,把好新社工入口關。6人按照三三制構成,即3人為運營機構自有社工、3人為本土新招培養對象,最終通過“傳幫帶”培養一批本土化社工人才隊伍。每月還選擇兩個托管機構為所有鎮街社工站開展專業督導。

為保障運營的規范性,海寧社工站每月進行“三務”(黨務、業務、財務)公開,并按照“誰主管、誰負責;誰購買、誰監管、誰考核”的原則,由屬地鎮街委托第三方機構對項目實施情況進行全過程的服務績效評估。海寧還專門制定了“千分制”運營指標,推行社工站“星級化”管理。對項目運行良好的,給予40%市財政補助,每個鎮街年補助最高不超過30萬元。

聚焦融合 攪動“微治理”協同活力

“社工站建設源于民政,長于民政,但不限于民政。社會工作是社會治理的專業化,鄉鎮社工站愿景應是推動農村基層治理向現代化邁進。”諸暨市民政局社管科科長宣超認為。

基于這樣的理念,諸暨市鄉鎮社工站定位除了首先服務于困難家庭、留守空巢老人、留守困境兒童、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更希望成為一個匯集專業社工、志愿者、社會組織的“融合體”,一座實現政府各部門和社會力量將“最后一米”服務落實到居民的橋梁。

在浙江,社工站被打造成多方協同、共享的平臺,運用專業服務優勢,促進基層“微治理”。寧波市探索的是他們稱之為“N+社會工作站+X”的模式——N代表相關部門、鎮街等官方“主力”和慈善、企業、社會組織等社會力量;X代表社區或有需要的居民;社工站則成為二者的一個連接。

其中,社工如何調動居民參與,是“微治理”能否被攪活的核心。“培育接地氣的社區社會組織”成為不少社工站的服務靶點。杭州市西湖區文新街道社工站采用“社工+志愿者”聯動機制,以街道公益創投項目為載體,培育、引導社區社會組織參與服務。海寧市海洲街道社工站則更具體地提出了“親鄰社”三級垂直驅動服務體系,在街道、社區、小區分別打造親鄰社、親鄰居、親鄰舍,通過多元社區活動引導居民參與。

在德清縣,社工則發掘了“樓道紅管家”參與樓道微治理。樓道堆積、高空拋物、隨意停車……欣宋嘉園居民曾怨聲載道。社工入駐后發現問題,主動與街道、村“兩委”多次探討,達成以黨建引領為核心、以提升居民自治水平為目標的“1+1+N”“樓道紅管家”項目,即每個樓道建立1個黨支部、1名“樓道紅管家”和N戶黨員家庭,探索“樓事共定、樓利共享、樓務共督、樓績共評”的樓道自治機制。其后,社工組織社區選舉產生12名“樓道紅管家”,小區的面貌獲得極大改善。

社工,正帶動多方協同的力量,讓基層社區治理進入良性“微循環”。

(策劃/《中國社會工作》編輯部)

(來源:中國社會報2020.10.16)

記者 許 娓 顏小釵

今年3月,全國疫情仍處于膠著狀態的時候,在復工復產信號下,浙江省民政廳便對全省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進行了部署。截至目前,已建成運營的社工站210個,在建的180個。

在浙江,慈善事業的良好氛圍、社區工作者的高持證率和專業積累、社會組織的高活躍度,凡此種種,猶如一汪積蓄深厚的湖水,而社工站建設則如投入湖水的一顆石子,激發了更多基層“微治理”的活力。

聚焦需求 整合基層社會服務資源

建設社工站,場所是第一個難題。浙江首批建設的近400個社工站,大多采用了整合思路,整合對象包括黨群服務中心、社區服務中心、幸福鄰里中心、社區社會工作室等。整合之后,就是在這些場所中進行社會工作功能改造和疊加。

運營資金同樣采用整合思路。除財政資金、福彩公益金外,浙江還充分利用慈善資源。如寧波市將甬尚慈善服務中心作為市級資源中樞,同各縣(市、區)慈善基地一同支持社工站開展精準服務項目。寧波市鄞州區還創建了社區發展基金會,并在6個社工站試點鎮街設立社區發展專項基金,推進社會工作與公益慈善互利共贏。

對于服務的落地,鄞州區民政局副局長劉建軍強調了定位的重要性:“要精準定位社會工作的范疇,厘清社工站運營的‘責任田’。”

在服務內容上,鄞州區堅持以社會治理創新和群眾迫切需求為導向。在功能定位上,針對專業基礎相對薄弱的鄉鎮,側重開展事務性工作,助力鄉村振興;針對工作基礎好的街道,重點做好社區營造、重點領域人群幫扶,開發個性化服務項目。

為此,社工站建立起“項目清單”和“服務清單”制度。“項目清單”列出的是需求,包括社工發現的居民需求和政府主動購買的服務項目;“服務清單”列出的是供給,包括社工站有能力承接的服務和其他社會組織的服務。社工站通過鏈接兩個清單,精準解決需求和供給的問題。

聚焦需求、整合資源成為浙江社工站建設的“主打”舉措和鮮明特征。

“入駐初期,我們采用文獻法、觀察法、訪談法、問卷調查法等收集地方資源,走訪轄區內的政府部門、村(社區)、社會組織、文藝骨干等,建立初步合作關系。”臺州市天宜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總干事張露娜介紹,“我們繪制了‘人文地產景’社區資源圖,初步分析居民需求,再設計服務方案。”在承接的11個社工站中,該機構都采用了“立足需求,調研先行”的方式。

海寧市則設置了“123X” 項目清單,即1個核心項目(強化黨管社工人才服務)、2個領域治理品牌項目(社區、社工)、3個基礎項目(困難家庭、孤寡老人、困境兒童)和X個自選項目。項目清單要求社工必須下社區進網格為困難群體提供服務,確保重點民政對象月探訪率達到100%,高風險對象第一時間走訪到位。

“每個村(社區)只有一名民政助理員,要分管八九條線,力量遠遠不夠。走訪前,我們與民政助理員對接服務名單,摸清底數,通過入戶探訪,最終形成服務的精準名單。”海寧市馬橋街道社工站副站長蘇瓊說。

當記者詢問轄區困難群眾情況時,蘇瓊立即報出數據:困境老人44人、困境兒童36人、困境家庭95戶。

聚焦規范 用制度保障社工站運營

“原來市級的社工機構要跑四五十公里去鄉鎮(街道)、村(社區)開展服務,精力有限、時間有限、覆蓋面也有限。建設了鎮街社工站之后,以鎮街為基點,以家庭為視角,服務半徑大大縮小,保證了較高的服務密度。”海寧市民政局副局長張曉明對鎮街社工站的優勢贊賞有加。

在浙江,社工站運營基本以政府購買服務方式,或委托或引進社工服務機構為主,這是目前全國普遍通行的模式。而面對社工人才儲備不足問題,諸暨市在7個試點鎮街依托現有社會救助項目社工(各鎮街至少1名),再通過市社工協會招聘2名由市級財政保障經費的全職人員,落實社工站運營管理。

海寧今年年底前將要實現鎮街社工站全覆蓋。“必須建立社工職業體系,讓專業社工長期去做。” 海寧市民政局局長倪繼紅強調。為此,海寧在浙江先行一步,建立專職社工“四崗十一級”薪酬體系,綜合基本薪酬、考核薪酬、激勵獎勵等因素,將專職社工薪酬納入政府購買服務項目成本核算,確保年人均薪酬不低于上年度全社會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的1.2倍。

寧波市海曙區的做法則有異曲同工之處。他們利用現有的社區工作者薪酬體系,將社工站工作人員納入專職社區工作者范疇,通過人員遴選或公開招錄,執行專職社區工作者“三崗十八級”待遇。

從社工站硬件建設、運營管理到人才隊伍建設、專業督導、績效評價等,海寧市均一一進行建章立制。

為保障服務的專業性,海寧按照“6430”團隊的要求開展社工站運營,即6名專職人員,4名持證社工,以及30名志愿者,并創新采取“鎮街限定資格、市級統一招錄、社會組織簽約”模式,把好新社工入口關。6人按照三三制構成,即3人為運營機構自有社工、3人為本土新招培養對象,最終通過“傳幫帶”培養一批本土化社工人才隊伍。每月還選擇兩個托管機構為所有鎮街社工站開展專業督導。

為保障運營的規范性,海寧社工站每月進行“三務”(黨務、業務、財務)公開,并按照“誰主管、誰負責;誰購買、誰監管、誰考核”的原則,由屬地鎮街委托第三方機構對項目實施情況進行全過程的服務績效評估。海寧還專門制定了“千分制”運營指標,推行社工站“星級化”管理。對項目運行良好的,給予40%市財政補助,每個鎮街年補助最高不超過30萬元。

聚焦融合 攪動“微治理”協同活力

“社工站建設源于民政,長于民政,但不限于民政。社會工作是社會治理的專業化,鄉鎮社工站愿景應是推動農村基層治理向現代化邁進。”諸暨市民政局社管科科長宣超認為。

基于這樣的理念,諸暨市鄉鎮社工站定位除了首先服務于困難家庭、留守空巢老人、留守困境兒童、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更希望成為一個匯集專業社工、志愿者、社會組織的“融合體”,一座實現政府各部門和社會力量將“最后一米”服務落實到居民的橋梁。

在浙江,社工站被打造成多方協同、共享的平臺,運用專業服務優勢,促進基層“微治理”。寧波市探索的是他們稱之為“N+社會工作站+X”的模式——N代表相關部門、鎮街等官方“主力”和慈善、企業、社會組織等社會力量;X代表社區或有需要的居民;社工站則成為二者的一個連接。

其中,社工如何調動居民參與,是“微治理”能否被攪活的核心。“培育接地氣的社區社會組織”成為不少社工站的服務靶點。杭州市西湖區文新街道社工站采用“社工+志愿者”聯動機制,以街道公益創投項目為載體,培育、引導社區社會組織參與服務。海寧市海洲街道社工站則更具體地提出了“親鄰社”三級垂直驅動服務體系,在街道、社區、小區分別打造親鄰社、親鄰居、親鄰舍,通過多元社區活動引導居民參與。

在德清縣,社工則發掘了“樓道紅管家”參與樓道微治理。樓道堆積、高空拋物、隨意停車……欣宋嘉園居民曾怨聲載道。社工入駐后發現問題,主動與街道、村“兩委”多次探討,達成以黨建引領為核心、以提升居民自治水平為目標的“1+1+N”“樓道紅管家”項目,即每個樓道建立1個黨支部、1名“樓道紅管家”和N戶黨員家庭,探索“樓事共定、樓利共享、樓務共督、樓績共評”的樓道自治機制。其后,社工組織社區選舉產生12名“樓道紅管家”,小區的面貌獲得極大改善。

社工,正帶動多方協同的力量,讓基層社區治理進入良性“微循環”。(記者 許 娓 顏小釵)

(策劃/《中國社會工作》編輯部)

(來源:中國社會報20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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